游戏行业正在经历一段特别难熬的日子，而且现在已经很难再用
为了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、尤其是该改变什么，《Edge》杂志请来了行业里几位重量级人物，其中包括 Epic Games 老板 Tim Sweeney、Raph Koster、Shawn Layden 和 Harvey Smith。他们给出的判断挺让人担心：问题不在于某个错误决策，也不在于几款失败的游戏。是整个游戏行业的商业模式，似乎已经走到了某种逻辑的尽头。
五年内消失了近 6 万个岗位
想衡量问题有多大，得先看数字。从 2022 年起，Amir Satvat 就用他的 ASGC Games Industry Layoffs Tracker 追踪行业裁员情况，把公开宣布的数据和员工、相关机构直接提供的信息交叉比对。按他目前的估算，2026 年可能还会有超过 14500 人失去工作，五年累计裁员将超过 58000 人。 这个数字当然很惊人，但 Satvat 补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：行业其实也还在招人。每年大约有 18000 到 25000 人在游戏业找到新工作。所以这个行业并没有彻底停止成长，只是增速已经低到几乎看不见。危机之前的五年，行业大约净增了 15 万个岗位；而现在，一年也就多出几千个。
所以问题不是游戏行业突然崩塌，而是节奏彻底变了。更关键的是，这场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平均。北美、英国和西欧大部分地区承担了绝大多数裁员，加州的情况尤其难看。Satvat 甚至估计，某些时期全球宣布的裁员有一半以上都集中在加州这一个州。 反过来，另一些市场明显扛得更稳，比如东欧地区、一些行业刚刚起步的国家，还有最突出的日本。在 Satvat 看来，这种差距值得好好研究一下。
为什么日本更扛得住？
在 Amir Satvat 眼里，日本几乎算是个特例。当然那里不是什么没有裁员的天堂，但裁员规模通常小得多，而且往往落在外部雇员或外包人员身上，而不是核心团队。 他特别提到了任天堂，还有 Konami 和 Capcom，这几家的员工留存率据说都超过 97%。原因之一是日本工作室的组织方式不同，团队往往更小、更稳定；另一方面，它们也没那么深地卷进这些年在欧美爆发的一些潮流。
日本工作室在服务型游戏的军备竞赛、以及动辄几百人的巨型项目上，跟得没那么紧。不过 Satvat 还指出了一个更实在的差别：高管薪酬。日本大公司的老板也能拿到几百万美元，但离某些欧美大厂动辄几千万的薪酬还差得很远。 这套模式当然没法直接套用到全球行业身上，但它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：当潜在收入已经跟不上的时候，一款游戏的制作成本还能往上涨到哪儿去？
做一款游戏越来越贵
问题的核心大概就在这里。按 Tim Sweeney 的说法，从 2000 年代初到现在，游戏的制作成本简直是炸了。他举了 Gears of War 的例子：2006 年的第一部，制作成本大约 1200 万美元。在 Xbox 上卖了 600 万份，带来了大约 1 亿美元收入。 几年之后，情况就完全变了。2011 年的 Gears of War 3 成本接近 1 亿美元，可预期收入只比这个数字高一点点。玩家群体的增长，根本没跟上成本的暴涨。
如今掌舵 Playable Worlds 的 Raph Koster 则说，他从 2005 年就开始对这条路线发出警告。他对几十年开发史的研究显示出一条相当吓人的曲线。把通胀算进去，一款 AAA 主机或 PC 游戏的平均成本从 90 年代中期的约 100 万美元，涨到 2005 年的 1000 万美元，再到 2015 年的约 1 亿美元。进入 2020 年代初，有些项目的开发费用已经能摸到 2.5 亿美元，而 Tim Sweeney 现在估计，部分项目的预算在 2.5 亿到 4 亿美元之间。涨的还不只是薪资和开发人数，游戏本身也变得难做多了。
Raph Koster 特意举了个最普通的例子：一只木箱。过去用一张比较粗糙的贴图就能糊弄过去，现在得配好几张 4K 贴图、着色器、与环境的互动、动画，还有多得多的测试工作。工具确实进步了一大截，但它们并没有把成本自然而然地压下来，而是让工作室把游戏做得越来越复杂。效率省下来的那点空间，立刻又被更多内容、更多细节、更多功能填满。这个循环，想打破真的很难。
游戏越做越贵，玩家却没多掏钱
预算暴涨之外还有一个问题：游戏售价没跟着涨。Raph Koster 提醒说，今天一款游戏的定价和 16 位主机时代差不了太多，可这些年生活成本涨了多少，大家心里有数。数字化也彻底改变了消费习惯。玩家现在可以先把游戏丢进愿望单，等上几周甚至几个月，打折了再买。Steam 的各种促销和大大小小的营销活动，一点点养出了「等降价」的习惯。
问题于是很清楚：一款游戏的制作成本翻了三四倍，可相当一部分受众要等打折才出手，那就得卖出海量份数才能勉强回本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行业还能靠另一件事来对冲成本上涨——玩家人数一直在涨。但这股增长最终还是慢了下来。
全球玩家的时间分配变了
Tim Sweeney 估算，从 1980 年到 2020 年代初，玩游戏的人几乎是指数级增长，PC、主机加手机上的玩家总数达到几十亿。但这种扩张现在基本见顶了。问题不是大家不玩了，而是相当一部分人的时间早就被少数几款超级强势的游戏吃掉了。Fortnite、Roblox、Minecraft、League of Legends、Clash of Clans、PUBG Mobile 还有 CrossFire，都把自己做成了一个生态。玩家不再是花几十小时通关就换下一款，而是每天都回来，带着朋友、习惯和消费，账上有时累计几千小时。
传统 AAA 模式的难处就在这儿。一个每周只有几小时空闲的玩家，不见得一年会买十款大作，他完全可能把这点时间全砸在一款游戏上。「不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一两款游戏上的玩家，只占这块蛋糕里很小的一角，」Amir Satvat 这样总结。所以潜在市场比想象中要小得多。
是不是该把游戏做小一点？
面对这种局面，不少行业老兵提出了一个其实挺简单的想法：别再一味求大了。前 PlayStation Worldwide Studios 负责人 Shawn Layden 回忆说，当年开发者得跟主机的技术限制较劲，尤其是 CD-ROM 那点可怜的容量。正是这些限制逼着团队做取舍，把精力放在真正要紧的地方。在他看来，行业不妨回到更紧凑的规模：更小的场景，二十来小时能通关的冒险。如果从地图这头走到那头要花 45 分钟，而这段距离对体验和叙事毫无帮助，那把这么大的世界建出来图什么？
《The Last of Us》和多部《Uncharted》的前总监 Bruce Straley 也是这个意思。他现在带着一支约 11 人的核心团队在做 Coven of the Chicken Foot。在他看来，如今的 AAA 有时只是把同样的体验、同样的机制做得越来越精致，新东西却没多多少。这不是说要退回到内容贫瘠、技术落后的游戏，而是找回一个更合理的体量。Amir Satvat 也说，这种变化已经在发生：过去要 50、60 人的团队，现在想用 20 来号人跑起来；400 人的工作室，有的在试着往 100 人左右收缩。一直押注「AAAA」这条路，风险实在太大了。
那 AI 呢？
谈到降本，AI 自然是逃不开的话题，但 Edge 采访的这些人对它能不能解决问题，看法远不统一。Amir Satvat 就发现，有些公司已经先裁了人，觉得 Claude 这类工具能把少掉的人力补回来。结果在一些案例里，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，有的公司砍得太狠，最后只能重新招人。Raph Koster 的态度更谨慎。他提醒说，Unreal Engine 3 和 Unity 刚出现的时候，同样的事就发生过一遍。工具变好了，一款游戏的平均制作成本却没往下走，因为工作室把省下来的产能都拿去堆内容、把野心往上加了。
换句话说，就算明天 AI 能让游戏里某些部分做得快一倍，也没人保证游戏成本会砍掉一半。同样有可能的是，工作室拿这省下来的时间去做两倍的内容。Koster 甚至更进一步：在他看来，AI 并不是那种能把整个行业推倒重来的技术巨变，它更像是这场技术竞赛里的又一步，把硬件和软件继续往极限上推。
把预算管得更好一点
于是另一条思路是：接受一款游戏不必赚几亿美元才算成功。Shawn Layden 就主张让独立与超大型 3A 之间的那片中间地带回来，也就是常说的「2A」，让规模不大的团队能在创作上多冒点险。《Clair Obscur Expedition 33》在讨论里当然免不了被拿出来举例：它的野心足够撑起一场真正现代的角色扮演体验，但体量比市面上那些最大的项目理性得多。如果一款游戏赚了 5000 万美元，凭什么就自动算失败？
要是预算控制得住，5000 万反倒是很漂亮的成绩，还能让工作室拿去养下一个项目。问题在于，这些公司一步步把商业模式搭成了「下一款必须比上一款更大」的样子。这个逻辑必然把人推向同样的 IP、同样的类型、同样的配方，因为两三亿美元的项目根本容不下多少试错空间。
那中国呢？
在这道算式里，中国如今的位置相当特别。西方工作室一边裁员一边下调野心，中国却还在大笔投入，做那些能卖到海外去的游戏。《黑神话：悟空》《影之刃零》《明末：渊虚之羽》这些项目，最能说明的一点是：新一代中国工作室开始直接站到全球 3A 的赛道上，预算不小，对市场的理解也和以往不同。更值得琢磨的是，中国手里有一个巨大的本土市场、一个极其发达的手游产业，还有能为项目连续投钱好几年的大公司。
这当然不代表中国工作室不会遇到经营困难或裁员，但它们的崛起，恰好发生在西方模式看起来快要撞到天花板的时候，牌桌就此重新洗过。当美国和欧洲的巨头们还在纠结，面对一个几乎不再增长的用户群该怎么继续做更大的游戏，一些中国工作室好像已经想明白了：新一代 3A 是可以做的，只要从第一天起就瞄着全球市场。
游戏业也被自己的成功反噬
在好几位受访者看来，问题其实早就不只是游戏业的问题了。Kitfox Games 联合创始人 Tanya X Short 认为，风险资本大举涌入，改变了这个行业看待自己的方式。投资人有时把游戏当成科技产业的一个新分支，带着同一套对永续增长的执念。可正如 Tanya X Short 所说，娱乐业本来就没法预测：一款游戏可以烧掉天量资金然后扑街，一个小得多的项目却可能意外爆红。
曾在 Arkane 任职的 Harvey Smith 同样觉得，很难把眼下的局面只当成游戏业自己的毛病。他认为这和一个大得多的经济体系有关：上市公司得不停满足投资人的期待，把增长维持下去。这也正是荒唐情形的由来：一家工作室花好几年攒起团队、练出手艺、做出几款成功作品，然后因为一次失败就被关掉——Arkane Austin 在《Redfall》之后就是这样。
一场会逼着行业改变的危机
尽管这些判断都相当悲观，接受 Edge 采访的人并没有只谈灾难。不少人把当下看作一次被迫的重启，也许能让行业回到更合理的运转方式。Raph Koster 认为游戏史本身是循环的，每一次平台更替最终都会重新洗牌。浏览器、Facebook、Wii，再到手机，都先后让新玩家绕开既有规则，做出不一样的体验。下一次颠覆会来自什么技术，现在还不好说。Koster 提到了 AR 眼镜，但他也强调，真正的断代必须带来新东西，并且让老牌厂商没法照搬自己的老套路。
Amir Satvat 则看到另一种可能的后果：硬件涨价。如果主机和零部件贵得离谱，开发者或许只能收敛技术野心，把精力更多放在设计、玩法和体验上，而不是画面性能。这算是一次挺讽刺的回归本源——多年来，行业每拿到一代更强的硬件，就拿去做更大、更漂亮、更复杂的游戏。现在或许得学着用更少的资源做出更多东西了。
那么，这个行业真的修得好吗？
这些人给出的答案，其实没那么简单，恐怕要多条线一起动手。Tim Sweeney 认为，「生态型游戏」这套模式可能会成为未来的重要一环——一种能把不同游戏、社区和经济体系连起来的体验。Epic 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走了，Unreal Engine 和 Fortnite 就是例子，重点放在共用的社交层，以及各种体验之间的互通。
但这套设想并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：不是所有玩家都想长住在一个常驻生态里，也不是所有开发者都想做社交平台。也许这才是这场大讨论里最有意思的结论：能救游戏行业的单一方案，大概根本不存在。
过去几十年，这个行业的成长一直建立在几个前提上：受众会不断变大，机器会越来越强，预算越堆越高最终也会换来越来越高的收入。而今天，这些「理所当然」都开始撞上天花板。在 58,000 个岗位消失、工作室关门、项目砍掉的背后，问题其实要简单得多：行业愿不愿意少做一点，换回做得更好的空间？对 Harvey Smith 来说，答案依然带着乐观。架构可以变，商业模式可以变，有些公司大概会消失，但只要还有创作者想讲故事、想造世界、想做出新的体验，游戏就会一直存在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游戏能不能活下来，而是这场危机之后，它会长成什么样子。
